所谓“官本位是指做官与做官有关系一切都在社会中充当基本的价值尺度，被用来作为最高理想，广泛而深入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1]它包含着官本位意识、官本位思维、官本位文化、官本位机制、官本位现象、官本位行为等。它以各种形式渗透到和影响着经济活动、伦理道德、思想文化、教育学术、文学艺术、法律宗教以及人们日常的言谈举止和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对于官本位，自古到今，上至高官，下至黎民百姓，或顺从利用，或口诛笔伐，反正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态度和言行。
官本位在世界上的产生与存在不是偶然的，而具有必然性。政治本身就是一种争权夺利的产物，谁强势谁就能发号司令。政府本来就是一种争权夺利的工具，谁称王就以谁为核心。因此，以社会各界升官目标化、职务官级化、人员官僚化、管理行政化、利益官位化等为表现形式的权力拜物教便自然而然地产生。
官本位不是特殊情况，而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作为一定地域各种资源管理的代表者，作为按官僚层级制来构建的政府，古今中外，都是按行政级别来分区地位等级来分配协调各种利益和资源，如政治待遇、社会名声、经济收益、工薪福利、食宿住房、专车专机等。作为政府发言人和实际操作者的官员们必然会具有特殊地位。社会上，人们当官求财和享乐也就随之而来。可见，要想官本位不存在，除非没有政治与政府，除非没有国家和阶级或者集团，除非没有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
在中国过去，官本位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和登峰造极，让世人足够大开眼界，形形色色的“学而优而仕”，五花八门的官价值和官利益至上，千奇百怪的官“真理”和官僚主义泛滥，层出不穷的官商和官学勾结，莫名其妙的按官分配性色资源……整个社会和行政文化都紧密地以官文化为中心，时时处处都要表现出其官样、官气和官味。因为有其产生和存在的深刻社会历史根源，社会现实与经济基础根源。众所周知，我国有“家长族长说了算”的社会结构，有“一朝天子一朝臣”的行政特色，有“长官意志就是法律”的立法习惯，有“权大于法”的司法风格，有以权力配置资源为主导的制度安排等，在这种背景不产生官本位才真的是不符合逻辑规律。因此，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到将来，官本位都将会有其很大的市场。
官本位是不仅是古代文明的主要特点，而且也是现代文明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泛滥的官本位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人民负担，妨碍了人才培育和成长，阻碍了科技进步和学术创新，异化了商业行为，丑化了政党和政府的光辉形象……但是，自古至今，不知有多少有识之士想用“民本位”、“人本位”等先进理念和思想取而代之，但最终结果都是以失败告终，都很难在政治和政府中生根发芽，都很难在社会和生活中开花结果，最后一直只能成为一种信仰和理论假设，一种理想追求，一种批判官本位的武器。
由此可见，官本位不仅是一种思想意识和价值取向，而且是一种社会现象和社会存在；不仅是一种文化和文明，而且是一种制度安排，其产生和存在都不以人们的爱憎和意志为转移。笔者经过多角度思考和多方面研究后，觉得官本位本身没有错。它就是一种规律，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样一来，我们既然无法改变和消灭它，那么我们还不如正确认识和对待它。
那问题又出在哪里呢？笔者认为：第一，我们认识上存在误区。由于官本位扩大化与异化泛滥成灾，我们对之深恶痛绝并将之视为万恶之源，企图用“民本位”完全代替“官本位”，用“社会本位”完全代替“政府本位”，用“权利本位”完全代替“权力本位”，用“法治”完全取代“人治”等，结果碰壁失败之后更加悲观失望。要知道世界上不存在任何十全十美的事情，官本位也是如此；“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官本位有其利也必有弊。还有，“官”是从“民“中走出来，是“人”中的比较重要的一员，这样民本位难以摆脱官本位；政府是社会中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这样社会本位不可能把政府本位吞并了；权力是官员们最重要的一种权利，这样权利本位无法回避权力本位；法本身就是一种斗争工具，主要是由官人制订的，也主要是靠官人来执行的，这样法治中不可能少得了人治因素。其实，这些本位之间就是一对对矛盾，只是在这些矛盾中，因官、政府、权力等处于重要地位而显得相当特别而矣。
第二，我们实践中存在失误。一是我们不少人过分信奉“官是万能的，不当官是万万不能的”，结果自然成了官本位的俘虏和牺牲品。
二是我们没有形成可以普遍遵守的以什么样的官为本和怎样以官为本的共识及契约等。这也是官本位中的关键和核心问题。谁能解决了这个问题，谁就能更好地解决官本位问题。
我们中国人一直都有一种希望寄托于明君圣贤的思想和习惯，这本身无可厚非，但明君圣贤的标准是什么，不同时代和社会能否使之变为可以操作化的东西却又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如果我们能以代表最广大人民和群众的人为官为本，比如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那么民本位与官本位之间的矛盾会减少。如果我们能够组建能最广泛地代表社会的政府，那么社会本位和政府本位之间的冲突会减少。如果我们能够产生代表最普遍和最基本性的权利的权力，那么权利本位与权力本位之间的斗争会减少。
我们中国人不太遵循普遍性的规则是出了名的，也喜欢特别情况特殊对待，在官本位中也是如此，所以难免不择手段和为非作歹，难免以权谋私、权钱交换和权色交易等腐败问题。当今时代和社会是民主法治和文明的时代与社会，对官本位提出了更高的民主、法治和文明要求。如果我们能像一些专家所称赞的那些发达国家、那些好一点的政府以及那些相对比较理想一点的治理时代和社会那样，能够形成一部让能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人为官为本的制度，能产生和形成一种能保障代表最广大人们基本人权和权利的权力运作机构和机制，那么官本位与民本位、人本位不会那样水火不相容，政府本位与社会本们、权力本位与权利本位、法治与人治不会是那么势不两立。由于我们社会中，没有以真正能代表人民的人为官为本，没有以能够真正体现基本人权和普遍权利的权力为本，所以各种牢骚和批判是难免的。如果官本位是那种专门以制造前腐后续的腐败分子为运作机制，一直都是专门以庸才、淫才和贪财分子当道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