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过节了。
这一回，过的是“中国·贵州凯里原生态民族文化艺术节暨原生态民族文化旅游节”，主办者是州委州政府。
过来过去，我终于恍然大悟：过节就是“花钱和赚钱”，等于“买和卖”。我没有一块多余的钱去花，也不知道怎样才能让一块钱横空飞来。所以，任何节日我都凑不上热闹，顶多只能灰溜溜地做一个看客，别人是高瞻远瞩文化和商机，而我则是不耻下问地看美女。
听说，余秋雨同志被列为特邀佳宾，要对话和点评原生态民族文化。其目的，是借用他的名人之光来映现旅游品牌。出场费，八十万元人民币。
我心念一动，组委会好大的手笔，居然把中国文坛第一霸主给请来了，不容易啊。
九七年，二十八岁的我，正式被文学招安为文学喽罗，有意识地阅读和写作，开始发表作品，把先锋小说家摆设成自己的路标。然后，余秋雨的《文化苦旅》侵入我阅读的根据地，其居高临下的权威口吻，时空错乱的吊古伤今，全知全能的不倦诲人，高深莫测的潇洒出尘，把我教训得体无完肤，感动得废寝忘食。一个朋友更是崇拜，哀叹“作文当学余秋雨，不是苦旅就山居”，把余氏的两本代表作，当成了文学的《圣经》，至今仍靠此在新闻界传经布道。好玩的是，另一位文友潘年英先生，却非常地反感余秋雨，骂他最没有文化，又烂又俗，品位低，且无人品人格，全是无知无行的媒体炒作出来的文化商标。
2001年以后，我从当代中国文学山谷中撤出，转移到西方文学的平原，疯狂地走马观花，发现了当代中国文学的来源，刹时有种豁然开朗的醒悟。这时候，再去看余秋雨，就有了种寡淡的味道。其原因，就在于他老人家过分的自恋、矫情与虚伪，以及一些无知乱来。例如，他在博客中这样评述：“司马迁承受了腐刑，即被切割了男性的生殖系统。他以自己的耻辱，换来民族的尊严，他以不堪的日日夜夜，换来了中国的千年万年，他以失去性别特性的苍白，换来了九州大地的雄魂。”这种典型的余式语汇语法语气语感语义，实在是对历史进行阉割和对人物进行凌辱，倘若司马迁泉下有知，也会跳起来跟他打一场名誉官司。这一点，早已有各种猛烈的批判，如金文明的常识揭短——《石破天惊逗秋雨》，朱大可的隐喻性修辞——《抹着文化口红游荡文坛》，余杰的质问与审判——《余秋雨，你为什么不忏悔？》等等。散文的最高境界，是返璞归真，一滴水见阳光，芥子纳须弥。煸情与点火，有挑唆和作恶的嫌疑，不仗义。
余秋雨的地域文化点评，始于1995年。他任深圳文化顾问，闭着眼睛捉麻雀“深圳是中国文化的桥头堡”，大唱赞美诗“深圳有资格总结20世纪文化的事”；1997年，去香港，又说“香港最有可能成为亚洲的文化中心”。他这种文化大跃进式的表述，完全是喜剧化广告，表演文化快餐的狂欢，被人批驳得哑口无言。2006年12月，他又点评贵阳，终于讲了一句人话“贵州的现状，体现了一种童年的单纯，表现了人类成熟时期的文明，实在难能可贵。”然而，今年在对黔东南的对话与点评中，几乎都是“正确的废话”。例如：7月17日，在锦屏隆里古城，他提出所谓的“汉文化孤岛”现象，（另有学者认为是“汉文化嵌入”），也不新鲜，不过是西方理论的移花接木。近代以来，中国几乎没有原创文化，所谓的专家学者，全是知识搬运工或文化皮条客。在古城镇远，他竟然点评镇远幸福指数很高——“他们在江边跳舞，而江边的风情和老百姓的生活结合起来，才是游客最想看到的。”我估计，秋雨同志在说这一段话之时，一定是心旷神怡的，因为所到之处，都是穿着民族盛装的当地男女青年，在夹道欢迎他这位“造诣不在鲁迅之下，当代中国最大的文人及学者。”（当地媒体报道和当地网友感叹）他哪里会知道，这些都是人民群众的活动秀呢，要在平时，这江边，又有谁有空和心情来载歌载舞？我突发奇想，余秋雨同志不惜唾沫评这评那，指东点西，为什么就不见他评议一下山西的黑砖窑事件呢？（哪怕是无关痛痒的轻描淡写）莫非，这类事件太重太黑了，又档次不高，上升不到先进而高雅的文化层面，不够余大师的点评资格？或者，招惹这类事太累人烦人，余大师无兴趣，又无红包收受，故且漠不关心吧。余大师甚至连“杨丽娟事件”也不评，但是评了“林妹妹出家”。可见，这个“抛家弃女”的国家级教授，写文章也是嫌贫爱富，嫌丑爱美，评下不批上，骂远不呵近，训民不责官。我以为，“黑砖窑事件”是世相人心的试剂纸，凡对此沉默而又有表达能力者，皆是麻木不仁道德沦丧。在这点上，“哲学乌鸦”黎鸣、“反动居”冉云飞、“文化流氓”朱大可，都可圈可点，值得我抬碗相敬，他们痛彻地指出了这一事件标志着“中国社会洪洞化”，所谓的歌舞升平，只是盛世谎言。
7月23日下中午，余秋雨在行政中心大楼演讲。我带着16岁的外甥和9岁的女儿，也挤着去听。在入口处，却被警察拦住——凭票进入，我没票。也不知道去哪里领哪里买。
第二天上午，单位通知去领票，下午去听余秋雨演讲。我领了，准时到达，又被人通知，“余秋雨人都走了，听个卵子。”我还是进去了，想趁机参观一下这栋雄伟壮丽的政府新办公大楼。平时，我哪里有这种机会。进去，地上铺着红地毯，每个座位放着一瓶泉水。我的票是倒数第二排，等了半天，才有近半的人来坐，很明显，余秋雨同志一走，听众都涣散了。我挪到前排门边，想方便时开溜。哪晓得，其他的“非遗”专家们讲得很精彩，如，北京大学的段宝林教授，认为保护原生态，关键是要教育官员，建议他们好好学习，加强文化自觉，不要不懂装懂，好心办坏事。社科院的邓敏文教授倡议，官办节日不能不搞，但不宜多搞，要扶持民间，走商业化。
我审视了下贵宾席，没有发现潘年英先生。22日下午，我在博物馆碰见他，便问，“你觉得这个活动怎么样？”他答，“党和政府办的，都好。”话音未落，天就黑了，狂风大作，刮起雨来。我们打的，去参加老乡画家龙潜珍先生的作品研讨会。
我以为，在家乡招开这样一个高规格的原生态民族文化学术会议，缺了本土相关学者的参与，是一大损失与遗憾。潘年英是本土人类学学者的优秀代表，有许多真知灼见。例如，现在到处流行的这一句“黔东南是人灵疲惫心灵的最后家园”，已成本土文化标签，是最有号召力的“旅游标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