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吃了五谷六米，那有不生病的。这病一般没有预兆来得飞快。
前天参加一个活动，没有吃饭，只赶过去敬了几杯红酒，返回时，肚子就隐隐作痛，深夜又胀得厉害，方便后好些。那知早晨开始腹泻不断，不敢出门。只得上网看书，下午又增一症状头昏，任何晃动，一点微光都会昏得厉害难受。
本想咬着牙忍着，但昏痛得实在难受，幸好家里只有我，于是便呻吟起来，这一哼哼，好像昏痛缓解减轻些。有病呻吟，年少时就一直用，也知道它的好处，可待成人后，便一直未用过，总以此为辱。
无病不能呻吟，有病也不能呻吟。无病者呻吟，人们呲之以鼻；有病呻吟者，人们也小瞧一等。是男人理应刚强，呻吟便有妇人懦弱之态，男人有女人貌，都被人不能容忍蔑称“小白脸”更何况真的像女人有病就呻吟呢；是女人放宽点，有病可以呻吟，如有不呻吟者，则赞赏有加，称其坚强。
事实上，有病呻吟一声，便缓解一阵；哼哼一次，痛感会减轻一分。它即有心理上的安慰更是生理上的需求。医学常识告诉人，受凉后咳嗽是一种生理的保护性反应，呻吟在生理上的功能也一样。可不知人们非要违背常识，无理地限制指责。于是乎只得有病强忍，愈加疼痛，于是更加咬紧牙关，一痛再痛，生病加自虐，一病再病。
这个再病是一付沉重的枷锁，是对本能的桎梏。为了形而上之虚的所谓精神，而压抑形而下的人之本能。是以身体的愈加痛苦换得精神上人们的赞扬。就像中世纪人们为了虚幻的天堂之美好而忍受世俗之痛苦，为了精神上的所谓完美崇高而强行禁止人之本能的舒缓自由。所谓的精神其实是对真正精神的最大的残害。
真不知为何愚蠢到这个地步？当然也有觉悟，文艺复兴就是历史上最深刻的一次觉悟。可愚蠢的思想和行为还比比皆是，生病不能呻吟仅是一小例罢了。
最可悲的是，这种愚蠢，人们还自以为是，它们以社会秩序、道德、习惯甚至于法律的方式强制，早已化为个体人的血液与骨肉，化为群体人的意识与文化。这是一个巨大无比的黑洞，是精神与思想的黑暗中世纪，就像拍拉图描写的黑暗之穴样，从来见不到光明反而认为黑暗是正常的黑暗就是人的本性。
从这个黑穴中衍生出无数的观念，人们一直把它当成崇高伟大而加以信奉。诸如国家利益高于个人的生命。诸如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杀身成仁。诸如毫不利已，专门利人之类。如果加一点亮光，就会显出它们本末倒置之异形，颠倒黑白之怪状的本来面目来。
国家是个体（公民）需要产生的集合体，是机器，机器是为人服务的。国家利益以公民利益为最高利益。本质上讲它没有自己的利益可言。国家必须为个人服务，必须首先问国家为公民做了什么，然后才能要求公民为国家做什么。
玉与瓦本没有贵贱之分，从结构上与完整上全比碎总要好。杀生成仁是无视生命的宝贵的赤裸裸的野蛮与残忍。生存的意义不是本人而是为了它人，那他就没有任何活的价值可言。钉在十字架上为人类受苦的形象是人自己想象的虚幻，其本质是彻头彻尾的利已。
首先是利已才有可能利他，利他是为了更好的利已，这才是人类的本性，这个本性也决定了人的利已同样不能以伤害他人为前提。伤害他人的利已最终毁坏的是自己。
人们在黑暗中感受到的不是真正的国家感，而是作为个体的公民的异化了的国家感。本来国家应当为公民服务，反过来来却是公民应当无条件的服从国家，甚至于献出自己的生命。
伟大的思想先躯，安德兰女士曾说：历史上每一种罪恶滔天的丑行都是以利他主义动机的名义犯下的。我要加一句都是以这种崇高伟大的名义进行的。
这些愚蠢的丑行，小到个人生病的呻吟，大到让人付出生命。如果说这只是借崇高之名行卑劣之实的恶作剧，那么行可恶的侩子手却是崇高的最真挚的虔诚者那无疑是悲剧。恶作剧往往易被人识破而觉悟成为历史的闹剧，而悲剧却让人沉浸在一种道德的自我牺牲上，无可救药。
这世上曾经有先觉的人，大抵是一些真正的艺术家。如明朝的徐渭，如法国的凡高等，他们张扬人的本性，用艺术去挣脱世俗的束缚，但代价巨大而痛苦往往超出了常人忍受的极限。也被世人所讥讽所不齿。终究只能在黑暗中一味的愚化。
今天幸得一病，尚有还原真实的机会，看清本质的可能，才有一线光明的照耀，一线自救的希望。
为了自救，有病，必须呻吟！且要大声的呻吟，以至这呻吟成了去病的呐喊，成了愤世的呼啸。成了黑暗中一点微光，让一切虚伪的面具现出它魔鬼的残忍本性来！
我幸庆自己有了独处的真实，有了觉悟的自我。更希望有对于社会揭示真实，将一点光明照进黑暗的勇气与胆略。

草创于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七日早九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