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谣里唱出了大贪官
网络时代,信息传递的速度几乎接近了光速。一则手机短信、一条网络新闻借助于光纤与空中信号,瞬间就会达到“地球人都知道”的结果。可是在信息极不发达的中国古代,一则新闻的传播同样能达到铺天盖地的效果,这种传
网络时代,信息传递的速度几乎接近了光速。一则手机短信、一条网络新闻借助于光纤与空中信号,瞬间就会达到“地球人都知道”的结果。可是在信息极不发达的中国古代,一则新闻的传播同样能达到铺天盖地的效果,这种传播形式便是民谣民众的声音,经过民间艺术家加工的声音。东汉桓帝初年,在京都流传着一首童谣:“城上乌,尾毕逋,父为吏,子为徒。一徒死,百车乘。车班班,入河间。河间姹女工数钱,以钱为室金为堂,石上慊舂黄粱。梁下有悬鼓,我欲击之丞卿怒”。翻译成现代普通话,意思便是:城上的乌鸦啊,摆动尾巴。父亲被征做军吏,儿子被抓去当兵。战死沙场了又有百辆车再出征。老皇帝死了新皇帝接,迎驾的车辆轰隆隆,开到河间接刘弘。刘弘的妈啊,河间一少女,贪恋金银会数钱。钱造屋啊,金作堂,钱不够啊,派人终日舂黄粱。我心悲啊我心怒,看见房梁下悬着一只鼓,我想要击鼓鸣冤见卿相,说出心中的愁与苦,谁知恶官又发了怒”。汉代的民间文学沿袭着《诗经国风》的赋比兴的艺术风格,从这首当时传唱民间的童谣歌曲可窥见一斑。然而这一首歌谣中却呈现着当时的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也是中国贪污史的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著名的“西园卖官”事件。
童谣中的刘弘便是汉灵帝,在位之时,依靠宦官势力在政治上排斥士族并满足自己的无底私囊,在宫庭里开了一个叫做西园的官员交易所,标出官价公开卖官,地方官与朝官价格不一,各县肥瘦不等,只好让求官人估价投标。定价之外,又看求官人身分及财产随时加减,如名士崔烈半价买得一个司徒,宦官曹腾的养子曹嵩以高出标价十倍的价格买得一个太尉。又为了优待主顾,扩充营业起见,允许先挂赊欠帐,到任后限期偿还。甚至于还做出了一官卖二主、三主的事。前任官员刚到任,后任官员就接踵前来。为了收回买官的的投资,官员一到任上就迫不急待地大肆搜刮,搞得民不聊生,十室九空,终于逼出了声势浩大的黄巾大起义,东汉王朝也迅速地走向彻底的崩溃。罪魁祸首便是专制的皇权统治。
在中国封建的专制体制之下,“一人兴邦,一人丧邦”,专制皇帝个人的品行意志是官场腐败与廉洁的决定因素,一个国家与民族的前途命运也往往地取决于这个君主的手中。“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这是一个不变的规律。一个王朝建立之初,为了巩固统治,国家的廉政制度会是非常地严格与细致,而到了守成之主的后代皇帝手里,穷奢极欲,便走向了一个王朝的覆灭。在这个过程中来说,专制皇权是官场腐败的总根源,皇帝便是最大的贪官。
首先,因为皇帝是地主、大工商业者、高利贷商人、奴隶主的总首领。他能把各种剥削者使用的方法集合起来,制定成了法律或者政令,各种剥削者又在这些法律政令基础上创制新的剥削方法,后来又成为法律政令或被默认的惯例。层层加码,使得更多的钱流入皇帝的私囊腰包。较早的历史记载中周朝时周穆王——那位曾瑶池拜会西王母的旅行家皇帝,不满于底下狱官们的贪赃枉法,在刑法之外设立了赎刑,只要交钱,就可以免罪,价位如下:墨刑黄铜600两,劓刑1200两,腓刑3000两,宫刑3600两,斩刑6000两。这样就化私为公,以国家和法律的名义将钱财揽入王室名下。西汉时期在赋税方面又加上了一项“献费”——法律规定每人每年给皇帝六十三钱,所以到了西汉末年之时,皇帝私入收入就相当于国家收入的三分之一。更有甚者,便是东汉桓灵之世,直接地卖官鬻爵,到了后世,愈演愈烈,成了中国官场的痼疾,无法根除。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城之时,慈禧太后西逃进入西安,仍然不忘卖官鬻爵。潼关县令想升为道台,一次交大宦官李莲英黄金五千两,然而慈禧老佛爷还算开恩,给予的是优惠价,“若有知县升至道台,平日非万两黄金不可”。
其次,上梁不正下梁歪,“上有毫发之意,则下必有丘山之取”。皇帝的贪婪必然带动整个官僚阶层的嗜利与暴虐。因为嗜利与暴虐是一般官僚的本性,真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皇帝的贪污腐化,中饱私囊,带动了广大的官僚阶层群起而贪之,惟恐不及。上面引用的童谣中唱到一个“河间少女”便是汉灵帝的妈妈——孝仁皇后,贪钱如命,鼓动儿子卖官敛钱,钱财无数,盈满堂室,犹嫌不足。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大贪官汉桓帝朝的外戚梁翼,把持朝政二十年,直接搜刮及收受的贿赂,在他死后抄没家产时变买所得达到了三十万万,如果加上他这二十年奢侈浪费的钱物,还有其几百个徒党家巨大财物,总数真是骇人。当代人们熟知的清朝大贪官和坤,依托乾隆的宠信,创下有史以来贪污受贿的最高记录,在他六十岁生日之时,光金佛像就收了一万多尊,死后抄没的家产足够当时国家一年的赋税。仅仅是和坤一个管家的刘安,名下的资产就达到几十万两白银。官僚们除了直接勒索人民,还用其他的方法来满足自己的贪欲。汉昭帝之时,修建墓圹,大司农田延年雇用民间牛车三万辆运沙土,每辆雇价一千钱,田延年私增为二千,得赃三千万。朝廷大官嗜利,小官自然也不落人后。汉代一个大郡太守在任所死去,照例可得助葬钱一千万以上,死了还是嗜利。官僚嗜利成风,作为嗜利的一种手段的暴虐也随着成风。《汉书、酷吏传》中记载,西汉中期以后,酷吏众多到数不清,也就是贪官多到难以计数。真如汉代的歌谣唱道:“城中好高笈,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贪官污吏由皇帝带出,但在贪的广度、深度、质量与数量上,包括贪的方式方法的艺术性比皇帝有过之而无不及。
再次,为了巩固统治,保证皇权的长治久安,稳定宠大的官僚阶层队伍,奠定统治基础。一些皇帝对群臣的贪污也会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策略。甚至于一个臣下过于贪婪,就会被皇帝认为是个“土财主”,没有政治野心可以放心使用。如刘邦在楚汉相争之时,留丞相萧何于后方负责钱粮兵员的供应,刘邦时时处处地派遣使者提防萧相国的一举一动,而极具政治眼光的萧何便“强占民田益宅,以自污”。汉王知后“可以高枕无忧矣。”晋武帝依靠士族集团消灭曹魏政权建立了晋朝,对待高级士族愈加地宽容,明知其犯贪污死罪也一笔带过,不予追究。他曾问大臣刘毅,你看我像汉朝的那个皇帝?刘毅答道,你像汉朝的桓帝灵帝。晋武帝很不高兴地说,我平吴国,统一天下,你把我比作桓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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