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是世界上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最早的国家之一，并配合有其他的信息公开制度，这使得瑞典官员就像是“接受着阳光的监督”。（《人民日报》10月29日）。
新闻中说，“在瑞典，政府或公共机构的书面公务资料、公函、财务报告等，只要不属国家机密，都必须向公众和媒体开放”。“而任何一个瑞典公民，也有权查阅任何官员、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甚至王室成员的资产和纳税情况。不仅政府更迭、新官上任要被媒体或公众查个“底掉”，就是在职官员，如果被目击甚至被怀疑有什么不当行为，也有可能要接受公开调查”。
在瑞典，官员们稍有不慎，哪怕是行为上小有暇疵，就会被媒体和公众抓信不放，轻则灰溜溜地下台，重则可能有牢狱之灾。“1995年10月，时任瑞典副首相萨林用公务信用卡购买了几盒巧克力，就被一个瑞典记者一直追查到银行，并调出萨林的全部刷卡消费记录，有根有据地指责萨林‘挪用公款’，迫使这位前程看好的年轻副首相引咎辞职”。
在瑞典做一个公务员，也真麻烦，一言一行都是透明的，一举一动都在监督中，完全没有自己的私人空间。不要说公款旅游、公款吃喝、公款按摩、公车私用，连用公务信用卡购买了几盒巧克力就被人揪住不放，一定要追个水落石出，直到葬送一位很有工作能力、很有政治前途的年轻副首相的政治生命才肯罢手。
这样全程被人监督的日子有什么意思？这样通体透明的生活有什么滋味？这与中国的公务员比起来那简直是天壤之别。你看，中国的公务员不要说是用公务信用卡购买了几盒巧克力，就是用公款到饭店吃喝、到商场购物、到国外旅游、到娱乐场所跳舞、按摩、泡妞、甚至召妓，只要不是太过张狂，一般来说也会平安无事的。至于那些巨额的来源不明的财富，那些七、八上十处的房产，如果不是因为积怨太重，或是某种偶然因素而暴露出来，一般来说也会顺利地向下代传承、转移，让自己的孩子不需要努力奋斗就可直接进入富翁的行列，就能坐享金钱围城的幸福生活。
中石化原总经理陈同海受贿人民币1.9573亿余元，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为他人谋取利益，索取和收受他人财物折合人民币696万余元，上海市浦东新区“炒房处长”陶建国，收受开发商贿赂房产多达29套，价值1379万余元。在重庆打黑行动中落马的黑社会保护伞文强，就有8处房产，其中的一套“受赠”别墅价值就达3000万元之巨；温州开发区管委会主任戴国森因“杨湘洪案”被牵出后，在他的家中搜出十多本房产证。这么多的金钱，这么多的房子，贪官们只是坐在家中弄一下权，就轻飘飘地到手了。王熙凤弄权铁槛寺也只是谋得三千两银子，这也可能是贪官们与时俱进的一种体现吧？
这么多的金钱，这么多的房子，让我等普通老百姓想破前脑壳，思破后脑壳也不敢想想象啊？这些财富对于贪官一家，不说一代人享用不完，几代人都可生活无忧。而他们在依靠权力、利用职务这样疯狂地敛财，这样拼命地捞钱时，中国普通的公众却毫不知情。有时即使有所察觉、有所感受、有所议论，但是，也只是暗中推理、空发议论、是脚痒在自己的鞋子里拱，对官员官运和前途影响不大。除非一些特殊原因、偶然因素的牵连，让这些贪官的屁股露出了屎，才有可能被逮住，才有可能受惩处。比起瑞典的公务员来，中国的贪官们真是太惬意了，太滋润了，真是生活在天堂中！
贪官们这样大肆敛财，腐蚀的是社会肌体，吞噬的是公众信心，损害的是政府形象，危害的是国家安全。应该是严加防范、及时发现、严厉打击。但是，因为对官员的生活缺乏有效的群众监督、舆论监督，又没有一套完善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所以，往往等发现贪官时，要么是已经成为大鳄，要么是出逃国外，溜之大吉。
而靠那些特殊原因、偶然因素来发现贪官，来逮住贪官，毕竟是概率太小、机会不多。所以贪官们才敢于蔑视法律、藐视群众大肆鲸吞公款，才敢于前腐后继、不怕露馅疯狂敛财。因为他们认为露了馅的贪官是不走运的倒霉蛋，是没有韬略的大笨猪。
而瑞典则不然，只要为官就必须赤条条地露在公众面前，就必须光溜溜地让公众监督。不仅买房产要登广告，连聘请保姆、缴纳电视费这样“花小钱”的事情也必须要接受监督，想玩一点猫腻都不可能。真正是“手莫伸，伸手必被捉。”
因此，笔者认为：我国的反腐工作，很有必要借鉴瑞典的经验，建立和完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强化对官员的群众监督、舆论监督，让所有的官员都“接受着阳光的监督”。因为官员履行的是公共职责，行使的是公共权力，所以，必须接受公众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