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长春上海路那长大的，那里都是小平房，直到非典那年拆迁才离开。说实在的，还真有点舍不得，别看那时的居住条件不好，可邻里之间那份真诚在以后的日子里再也找不到了。许多年过去了，繁忙的工作和过多的琐事，把往事冲淡了许多许多，然而，记忆中的一个人却让我永远也挥之不去，那就是李叔，李殿军。
　
李叔是长春市三货运的司机，就住在我家的后院，小时候我总看见他把解放卡车停在胡同口,然后从车上跳下来,"叭"的一摔车门,风尘仆仆的往家走.当时我老羡慕他了,那是司机呀!开汽车的,整个一居民委上就他一个,.哪象现在,扔一砖头就能碰好几个。可李叔没架子，谁家给孩子看病没钱了，或谁家有别的什么事，跟他一说那就准了。

别看李叔是开车的，他这人还特有文化，什么文学了、历史了都特别通，更是让敬慕的，他还是长春市著名武术大师霍青云的高徒。胡同里新搬来一家，用现在的话说，是社会上大哥级的人物，那人总想在胡同里称王称霸,开始没人理他，后来就得寸进改尺，甚嚣尘上。李叔急了，那天也是喝点酒，一脚踹开他家的门，指着他的鼻子说；“你在这住就稳当点，玩泼撒野，欺负街坊邻居我可绝不让你！”那人不服，说要勾人把李叔家平了，李叔胸有成竹的说；“你来吧，我等着你，别找四个五个的，你吃亏。你得找十个八个的，我一个人陪着。”事后那人一打听就老实了。后来跟李叔相处的还挺好，并改掉了很多恶习。　
　
那时候胡同里的孩子很多，但李叔最喜欢我了，甚至还有些偏爱，因为李叔文化水平很高，而胡同里爱看书的半大小子就是我了。我们经常在一起讲什么“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了，什么“史更新白手夺枪”了，他要是喝点小酒那兴致就更高了，天南地北，古令中外说得天花乱坠。我是他唯一的听众。有一次他和我爸；“把你儿子给我吧！”我爸笑着说；“行啊，拿三十斤全国粮票就卖给你。”

一九七六年的九月，毛主席他老人家去逝了，我们胡同和全国人民一样，沉浸在一片悲痛之中，同时也都为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担优，那个年代的人真就这样，记得当时整个胡同只有老王家有一台黑白九吓吓寸的电视机到了晚上，他家把电视机放到窗台上，满胡同的人都围过来看，那天李叔是后来的，他一手拿一个玉火面大饼子，一手拿着一棵大葱。看着看着，李叔说话了；“怎么能让王洪文主持毛主席的追悼会呢，他可没这个资格，要是叶剑英还行。”大伙不约而同的回头看着他，没有一个人敢搭话的，都怕连累自己。不一会他又说话了“你看江青，人家都脱帽了，就她还戴着，不看了，憋气！”一扭头就去走了，这句话把大伙都吓坏了，等他走远了委主任才说“江青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亲密的学生和战友，他李叔乍这么说话”没多久，公社就知道了，并把这件事通知给李叔的单位。而李叔单位的领导非但没把他咋样，反而把李叔派走了——开着毛主席命名的解放牌汽车到外地送货去了，等他回来的时候，王洪文和江青他们都灭火了。从此以后，李叔在胡同里的威信更高了，街坊们都说他敢说敢于，远见卓识。我更加追随他了。　

一晃许多年过到头了。拆迁时大伙都忙着搬家，李叔给我一个地址，后来我按着地址去找他，附近的人都说他家又搬运走了，就这样有好多年没看见他了。

一次在出租车里等红灯，一个骑自行车的人喊我，我定神一看是上海路的老邻居，只听他说李叔得了半身不遂，没等我问，出租车就开了，过了红绿灯，我急着从出租车里下来找那个老邻居。遗憾，连个人影都没看见。

听说李叔病了，我更是放心不下，时间越长越是着急，越是着急，心里那份牵挂就越重，好几年没看着了，李叔，你现在好吗？我真的好想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