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九岁那年，打了大半辈子光棍的大伯给我从边外娶回一个大娘。大娘带来一个女儿，叫月玲，和我同岁，生日比我大七天，我叫铃姐。
我对边里边外这两个词并不陌生。常听大人们说，我们这儿叫边里，三十里以外的地方叫边外。这个边叫柳条边。
从此，我就和边外的玲姐一起去学校上学，一起到村外剜野采、搂柴禾，一起下河抓鱼捞虾，形影不离。
玲姐心灵手巧。我俩剜菜的小筐，是她自己割柳条编的。编筐窝篓是细活儿，好多大人都做不来。
上世纪六十年代，百姓贫苦。大人们一年四季为养家糊口日夜操劳，我们这些孩子也不闲着，从春忙到秋冬。
春天的阳光暖暖的，风也温柔起来，杨柳树的枝条拱出了嫩芽。这时候，孩子们放学后放下书包，就挎起小筐自找伙伴奔向村外。
我的伙伴是固定的，就是玲姐。玲姐剜菜眼尖手快，我半筐菜没剜上，她已经剜满筐了。这时候，她就放下筐帮我剜。然后一起来到小河边，把菜洗清摘净。婆婆丁、荠荠菜留着人吃，其它的拿回家煮了喂猪。
一年春天，我和玲姐在河边洗菜，听见不远处一棵大榆树上有鸟的叫声，我抬头一看，树上有个大鸟窝。我说，窝里有鸟蛋，上去看看。玲姐不让，我趁她低头洗菜的工夫，几步跑过去爬上了树。谁知我光瞅上边的鸟窝，脚下一滑，竟从树半腰上掉下来。亏得树下是个水坑子，要不非摔断胳臂腿不可。虽然是一场虚惊，但我还是付出了代价，大腿划了一道口子，裤衩从中间撕开挂在了身旁的蒿杆上。
玲姐从河边跑过来，看见我腿上的血吓得哇地一声哭起来，边哭边用手绢捂住我的伤口。玲姐声音颤抖地叮嘱我，千万别动，血流多了人会死的。我吓的一动不敢动，两眼死死地盯着玲姐捂在我大腿上的那只小手。
其实，我大腿上的伤口并不深，只是看见出血吓懵了。过了一会儿，玲姐看见伤口不出血了，长出了一口气，让我继续捂着伤口，别受风，然后转身向村里跑去。
玲姐很快就回来了。她气喘吁吁地将一把小灰撒在我的伤口上，说小灰消毒，大人身上划伤了都撒小灰，随后从一边找回我的裤衩，坐在我身边一针一线地缝起来。
我定了定神，这才发现自己一直光着屁股坐在地上，一个十三四岁的大小子，在人家姑娘面前光着屁股，太难堪了。我刚想把背心脱下来绑在腰上，可背心还没脱下一半，就听玲姐厉声说，别动，一动伤口会出血的。
我乖乖地松开手，默默地看着眼前的玲姐。玲姐低着头，聚精会神地穿针引线。这场面令我终生难忘。多少年来，我一想起这场面就心头发热，两眼发酸。玲姐，今生我欠你太多，我会加倍地偿还。
在庄稼院，三春不如一秋忙。大人们割高粱，收苞米，披星戴月。十几岁的孩子们拔豆根，搂豆叶，掰树丫，就象老鼠不停地往洞里倒腾过冬的粮食一样，一家一户要准备足够的烧柴来抵御寒冷的冬天。
辽北的冬天被大雪包裹着，地冻天寒，滴水成冰。庄稼人开始“猫冬”，大家坐在炕上，围着火盆，讲着去年讲，今年讲，年年都讲的那些老掉牙却百听不厌的故事，期盼着风调雨顺、丰衣足食，年年期盼却又年年盼不来的好年景。
寒假是属于孩子们的。我去划冰车，去大泡子捡鱼。大人们在冰上凿个咕隆，用网兜在水里搅，鱼顺水进入网兜。大人们把网兜提上来，往冰上一倒，大鱼拎走，剩下的小鱼小虾就归我们这些孩子了。
我特别喜欢王八虫。这小家伙比贰分钱硬币大不了多少，全身乌黑，在火盆里烧熟，揭去背上的硬盖儿，连头带腿放进嘴里，越嚼越香。
每次烧小鱼小虾，我都偷偷地留下几条，当然是送给玲姐。冬天没事儿，玲姐和姑娘们玩嘎喇哈，和我在一起的时间比其它季节少多了。好在我们住东西屋，天天都见面，彼此都惦着。
玲姐惦记我，惦记得无微不至。我一到冬天就流鼻涕，弄的小棉袄前大襟溜明铮亮。玲姐给我做了一个手绢，让我白天擦鼻涕，晚上洗干净留着明天再擦。玲姐的话我不敢不听，妈妈说玲姐懂事就象大人，听她的话没错儿。

小学毕业后，我和玲姐一起去中学读书。这年秋天，家里出了大事。爸爸上房抹烟囱摔断了脊梁骨，由于没钱医治，不久便离开了人世。半年后，姥姥家赶来大马车要将我们一家接走。
大伯拦在马车前，说妈妈和三岁的妹妹可以走，我不能走，他和爸爸哥俩就这么一个种儿，留下来传宗接代。
妈妈抱着妹妹哭着喊着上了车。我哭着喊着留了下来。
大伯家里又添了一张嘴，玲姐说，她要去生产队干活儿，替家里挣点儿工分，帮父母一把儿，他们的年龄越来越大，身体越来越弱，应该少干点儿累活计了。
玲姐一席话，说得我满脸发热。我说玲姐，你上学吧，我下地干活。我是男的，总比你力气大。
看着我们俩争论，大伯只顾使劲地抽烟，腾起的烟雾弥漫着小屋子。大娘抹着眼泪，唉声叹气。
这是个特殊的家庭。对大伯、大娘来说，我和玲姐手心手背都是肉，哪一个也舍不得。
第二天早上，天还没亮，玲姐就扛起大伯的铁锹悄悄地去了生产队。全家人都知道玲姐的脾气，没办法，就得我去上学了。
我知道玲姐更喜欢读书，她学习成绩比我好。我想，她背地里一定流过很多眼泪，只是不想让别人看见而已。
我读书的中学离家很远，为了省钱，我不能住宿，每天往返三十里路，起早贪黑，十分辛苦。而玲姐更辛苦，她才十六岁，却在生产队和成年人一样拔草、铲地、收庄稼，累得腰酸腿疼。我帮不上她，只能告诉她加小心，别累坏了身体。
这一年，庄稼收成不错。打完场一算帐，有劳动力的人家除了挣回口粮，还能领回些现金。玲姐干了三个月活儿，挣了三十元钱。大伯把这三十元钱都给了玲姐，让她买衣服穿。玲姐真的去了镇上的供销社，给大伯买了两瓶酒、两把黄烟，给我买了一件棉袄，她自己却什么也没买。
穿上玲姐买的棉袄，我身上和心里都感到温暖。要知道，能穿上买现成的制服棉袄，这在当时是很奢望的事。这种棉袄做工精细、样式美观，穿在身上很打人。
1975年中学毕业，我成了村小学的一名民办教师。这在当时是很令人羡慕的。玲姐高兴地一再告戒我，衣服要